几乎每一个写作者都有一个雄心：让自己的作品留下来，成为经典。如何做到这一点？文学理论家、耶鲁大学教授哈罗德·布鲁姆是这样给作家们指路的：“一部文学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，这种特性要么不可能完全被我们同化，要么有可能成为一种既定的习性而使我们熟视无睹。 ”他认为，但丁是第一种可能性的最好例子，莎士比亚则是第二种可能性的最佳榜样，充满矛盾的惠特曼则常在这一悖论的两边徘徊。
事实上，当我们今天面对创意写作的时候，我们会非常自然地想到这个词：陌生性。众所周知，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所有艺术，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创造。而创意写作，正是为鼓励创造而生的。然而，当1936年爱荷华大学率先建立创意写作研究生教育时，在学界和媒体界却有很多人批评其为工业化的流水线复制作家模式。对此，爱荷华大学的回应是：“尽管我们部分同意一个普遍流行的观点，即创作是不能被教出来的，我们仍坚持相信并且在实践中也发现，天赋是可以被助长的，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看到了这点。如果有人可以‘学会’拉小提琴或是弹钢琴，那么也可以‘学会’创作，尽管没有一个训练的模式可以保证他一定能做得成功。从工作坊里出来的那些校友里，有杰出的诗人、小说家和短篇小说作家，我们相信，他们带给我们的远多于他们所学到的。我们将继续寻找这个国家最有才能的学生，并且传达我们的理念，即创作不能被教出来但可以被鼓励出来。 ”
在这里，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：创意写作的作用问题。“创作不能被教出来但可以被鼓励出来” ，也就是说，创意写作的目的仍然是致力于开发人的天赋。
爱尔兰作家科尔姆·托宾在多个地区的高校教授创意写作，他也认为对于写作有四个关键的要素，即天赋、智力、直觉和判断力，“创意写作项目可能无法使你的天赋、智力和直觉有显著的提高，但对于一个作家判断力，比如作品优劣的问题，是可以有帮助的” 。在托宾看来，参与创意写作是具有一定的门槛的，它只能针对部分问题给出部分解决方案，也就是说先天条件要好，然后可以得到提高，但是它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作家。
摆脱传统僵化的语文教学模式
一直以来，在中国有一个观念：作家不是教出来的。作家都是天才，是自然生长的。
古往今来，关于文学天才的记述不胜枚举。元代的辛文房就这样来描述李白：“十岁通五经，自梦笔头生花，后天才赡逸。 ”
在西方，作家和诗人被称作“天才” ，他们也是天生的，靠的是天赋，或者至少天赋是成为作家的前提。莎士比亚是从剧院里成长起来的；巴尔扎克是学法律的，德莱塞中学都没毕业，他干脆被称作一个“除了天才一无所有的作家” 。但丁、莎士比亚、歌德被艾略特称为西欧文学史上的三个世界级天才。在西方，“天才”这个词汇一直与作家们联系在一起。
在近现代中国开始现代式的学校教育后，传统的中文系教育不是以培养作家为目标的。中文系出身的作家也是靠天赋成长起来的。而创意写作的目的，只是为了激发天才们自身的天赋而已。
那么，对于那些没有天赋成为作家的人，创意写作又能做些什么呢？
中国中小学的传统写作教育，从根本上说是新闻写作教育。“记叙文”是要学会讲一个故事，这种故事一般有关真实发生的事件，《记生活中的几件小事》《记某某某的一天》等等，事实上就是通讯写作；“议论文”则类似于新闻评论，如《老太太摔倒了无人扶之我见》等。高考作文基本上也是考这两种文体。即便是新闻写作教育，也被弄成了一种教条式的教学。高考指挥棒的“威力”是显而易见的，因而老师们向中小学生推荐的大都是《写作指南》《作文秘笈》之类的书籍。这种书籍的最终结果只能是：把写作搞成了一种模式化的工作，这事实上仍然是科举时代的八股文的延续。
著名作家陈应松跟我讲过一件事：一位中学生通过微博向他求救，说老师布置了一篇作业，要他概括一篇散文的“中心思想” ，这篇散文正是陈应松的作品。陈应松看后回答说：没有什么“中心思想” 。中学生不信，苦苦相求。他无奈地说：我也不知道“中心思想”是什么，你自己试试吧，也许你比我概括得更好。
的确如此，对于所谓的“中心思想” ，中学生们也许比作家本人概括得更好。在中小学，语文课堂上干得最多的事，就是归纳“中心思想”和“段落大意” ，以这种方式来指导学生理解一篇文章。我们几代人都是从这样的语文课上成长起来的。因而当自己写作的时候，自然也有明确的“中心思想”和“段落大意” 。由此可见，中国中小学的语文教育，更多的是逻辑思维教育，而缺少形象思维教育。即便是逻辑思维教育，也缺少批判性的思维，对课本上的所有作品，都只是顶礼膜拜，尽力寻找它的好处，而不是批判它的缺陷。似乎所有的课本作品都是尽善尽美的，学生只需要背诵，只需要模仿。创造性就是这样被扼杀掉的。对写作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没有什么所谓的“中心思想” 。对于优秀的文学作品，读者都可以结合自身的经历来完成阅读体验。作家完成创作后也只是完成了作品的一半，而另一半则是由读者来完成，这就是所谓的“读者的再创作” ，故而莎士比亚说“一千个人的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 。文学的魅力正在于此，所以千百年来，无数的“红学家”从不同角度去研究《红楼梦》，仍然没有得出什么“中心思想” ，他们仍在各执一词，争论不休。很显然，有明确指向的创作不是真正的文学创作，只是论文、新闻或者其他实用性作品。
正是因为这种原因，学生到了大学之后，仍然只会那些八股式的写作。也因此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创意写作如何帮助普通人在传统的僵化的语文教学模式下摆脱出来，这才是一个新的课题。
唤醒普通人沉睡的写作能力
就创意写作教学活动而言，归纳起来，目前中国各大学有三种目标：一是培养传统的作家，尤其是严肃文学作家；二是培养市场化写作人才，这种写作包括类型文学写作、广告方案写作等商业性写作；三是培养普通人的一般性写作能力。
以培养传统作家为己任的大学致力于内容的创意、思想的创意；以培养市场化写作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则致力于形式的创意；而对于以培养普通人的写作能力为目标的大学而言，则显得有些尴尬，因为现在的大学生都不会写作了。
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，我们不得不一再降低我们的教学标准。我们不光要还中小学教育对学生们欠下的债，甚至还要花很大一部分力气先去纠偏。于是尴尬就在于：我们需要在内容与形式上同时着力，又面临着学生在这两方面基础的欠缺。
在教学过程中，我们的教学对象有三个最突出的问题：第一个问题是阅读量的匮乏。功利化的社会背景下，大家要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，要的是那些“有用”的东西，学生们天天忙着拿学分、拿各种各样的证书。他们居然绝大部分连中国的古典“四大名著”都没有读过，更遑论那些林林总总的外国名著了。第二个问题是认知的偏差。这种偏差通常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认为写作是作家的事情，他们不需要学会写作；二是把写作当作应用写作，认为只需要掌握各种文体的格式就可以了。所以很多人写演讲稿时，充满全篇的就是成语、名人名言以及说教。第三个问题是不热爱写作。写作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就是交流，这样一个时代，交流的方式太多太便捷了。我们可以用声音、图像甚至视频来取代文字。文字似乎成了一个多余的东西，谈恋爱也不需要写情书了。
难道写作真的只是作家们才能具备的能力吗？我们回到写作的主体——作者的身上来思考这个问题，才发现普通人并非没有这些能力，而是他们的能力都沉睡了。我们需要的，只是唤醒。
第一，唤醒感官。写作者的第一个能力，就是感知世界的能力。事实上，人类天然具备这种能力。我们能看到各种事物，能够听到各种声音，闻到各种味道，甚至还能感受那些五官不能及的世界。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，这些东西都被抹杀掉了。在教学实践活动中，我们发现，学生大多只会用眼睛和耳朵这两个感官，其他的感官被忽略被忘记了。当他们在很小的时候，写下“我听见花儿在唱歌” ，却被老师批评的时候，他们的其他感官就在逐渐被封闭。而当我们在课堂上，重新唤起他们的这些感官的时候，他们发现自己的面前顿时豁然开朗。
第二，唤醒经验。经常有“70后”的作家对我说，我非常羡慕你，有那么丰富的人生经历，吃过那么多的苦头。我会这样回应他们：你以为我愿意啊。事实上，对于文学来说，没有哪种经历更有厚度或更有价值，关键是你从那些经历中得到了什么。所以古往今来的文学大家们职业不同，生活经历不同，却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文学殿堂中的重要一员。普通的写作者常常不知道怎样来处理自己的生活经验。他们的经验都在沉睡。事实上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们所有的创作都最终来自经验，虚构、想象也不例外。
第三，唤醒内心。创意写作的关键是陌生性。对于陌生性而言，没有什么比人类更有优势了。自从有人类以来，在这个星球上生活过的人多得无法统计，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。在哲学家莱布尼茨看来，“每一个生命体都是一个单子，每一个单子都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着生命” 。从这种意义上说，陌生性就在创作的主体身上。我们除了面对这个纷繁芜杂的外在世界之外，还有一个无比深邃无比独特的内心世界。因而，唤醒内心是普通写作者需要面对的另一样工作。
当然，关于普通人的创意写作，可说的还很多，在此不一一论述了。
近些年来，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关注创意写作，开始引入创意写作的越来越多。但是大部分人的目光都盯在那些有天赋、有可能成为作家的人身上。事实上，大众的创意写作，才是创意写作的基础。在美国，创意写作已经进入中小学。对于大众而言，创意写作的真正目标，是要消灭“创意”两个字。因为“创意” ，本来就是写作的应有之意。让“创意”成为写作的一种习惯，这才是我们最终想要的结果。(丁伯慧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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